基金经理“公转私”扩容迎小高潮 组建新公司或加盟老私募占主流“平台型”私募火出圈的机会来了？

当前，基金经理“公转私”队伍迎来一个小高潮。

Wind数据显示，自年初至2月22日，2022年以来已有44名基金经理因个人原因离任，涉及35家基金公司，其中不乏崔莹等知名基金经理。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已有147家私募基金公司新增完成备案登记，其中属于私募证券类基金公司共有73家。从过往基金公司人员离职变动后的情况来看，明星基金经理离任后，下一步组建新私募基金公司或加盟老私募基金往往占据了主流。

2月，原兴全基金的明星基金经理董承非正式加盟私募基金睿郡资产，成为业界“公转私”的一桩大事。在聚集了“兴全三剑客”之后，睿郡资产这家百亿私募基金也被业内视为“平台型”私募基金。

事实上，目前平台型私募基金公司越来越受到市场关注。如何专注投研、撇开公司管理等繁杂事务，一直都是“公转私”人士关注的焦点。

今年有44位基金经理离职

中国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初至2月23日，已有147家私募基金公司新增完成备案登记，其中属于私募证券类基金公司共有73家，和私募股权类基金备案登记数量基本持平。

公开资料显示，其中在2月21日才完成备案登记的珠海横琴明富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冯士祯，此前曾是博时基金特定资产管理部投资经理，因此也成为了最新的“公转私”范例。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2022年开年，公募基金基金经理离职的名单上出现了一个个广为人知的名字：华安基金崔莹、宝盈基金的肖肖……

Wind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2月22日，开年不到2个月，公募基金经理离职人数已达到了44人，涉及35家基金公司。其中，博时和工银瑞信均有3位基金经理离职，宝盈基金等5家基金公司均有两人离任。

不过，2月最受圈内关注的还是此前素有“公募基金顶流”之称的董承非正式加盟百亿私募基金睿郡资产。睿郡资产成立于2015年5月，圈内素有“小兴全”之称，近期正不断展现出其平台化的思路。

据兴聚投资2020年7月发布的公告，公司同意兴聚投资原股东将持有的兴聚投资的100%股权转让给上海睿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兴聚投资的实际控制人由王晓明变更为睿郡资产，两家公司完成了合并。

据了解，睿郡资产创办的初衷就是聚集一帮志同道合和热爱投资的朋友，让大家能在未来的时间里给自己、给客户、给公司以至给社会做点事情。

另据记者了解，睿郡资产的管理体现为以下架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杜昌勇负责公司总体发展和战略；公司总经理缪钧伟负责投研以外的事情；王晓明任首席投资官；新进加盟的董承非将负责管理研究部，继续扮演其在前东家兴全基金担任的研究总监角色。

从股东架构上看，杜昌勇出资占比为35%；王晓明出资占比为30%；缪钧伟出资占比为25%；上海澎郡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占比为10%。公开资料显示，上海澎郡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主要为杜昌勇等五人，均为公司目前主要员工。

“这种股权结构设置，也是为公司未来引进核心人才预留出了空间。”一位公募基金人士分析指出。

睿郡资产注册资本金为1200万元，目前资产管理规模已突破200多亿元，汇集了杜昌勇、王晓明、董承非和薛大威四位主力投资经理。公司的投研体系则是研究团队共享，各投资经理独立决策。

睿郡资产自成立起核心人员就拥有共同的文化，平台上的基金经理也是知根知底的老友，工作坐标的一致性注定要摸索出一条不同以往的平台型之路。

提起平台型私募基金，投资人士的脑海中首先浮现出的是高毅资产。“相比多元化风格且各投资经理完全独立决策的高毅资产，睿郡资产的平台化模式可能更具有普适性，也符合当下两三好友搭建私募基金公司的主流模式，值得后面进一步关注。”深圳某私募基金投资经理分析指出。

随着A股上市公司数量突破4000家，资产管理机构单一的投资官式管理模式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风格多变的资本市场，而愿意将自己定义为“平台型”的私募基金公司也越来越多。那么，何为“平台型”私募基金公司呢？不同的投资人士给出的答案并不相同。

“平台型就是公司呈现出多基金经理、多策略和多产品的特征。”一家大型券商托管人士表示。

好买研究部副总监施丹锋则认为，平台型私募基金的特征包括：有超过1位对外发行产品的基金经理；品牌、研究、合规、风控、市场、运营等中后台共享；基金经理个人与平台保持持续的互动，相辅相成；基金经理享有独立决策权，对投资结果负责，但也受到公司的合规、风控等统一管理制度的制约。

平台型是与传统单一基金经理制相对应的一种基金运作模式，强调去中心化、弱化产品对单一基金经理的依赖，因此也可以提供更大的策略容纳空间。

沪上某资深私募基金人士向记者表示：“目前，国内的平台型私募基金公司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高毅资产的模式，多位风格各异的基金经理聚合在一起，共用公司品牌和中后台体系，每位基金经理各自发行自己管理的产品；另外一种是保银投资的模式，多位行业基金经理共同管理一只基金，每位基金经理只专注各自行业深度研究，在独立进行决策的同时，发挥行业间的协同和互补，丰富单只产品的选股多样性。”

前述公募基金人士则认为，观察平台型私募基金公司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清晰的分配机制或激励机制；另一个则是基金经理独立抉策的比例。”

“我觉得定义为平台型公司，有一点很重要：公司可以有大方向，基金经理各自又有一定的独立决策权。比如，雪球、东财也会去孵化一些各种策略的基金经理。在孵化的过程中，这些大平台会去解决一些初始资金、行政类的事务等，从某种意义上也能算是平台性的公司。”某大型私募基金有关人士指出。

平台型私募机构面临考验

事实上，2014年起，公募基金也曾风风火火地搞过事业部制，从某种程度上看有些接近平台型机构：基金经理带领自己的研究团队做投资，收入也主要是来自业绩报酬，模式更类似于包干制。

“较早实施事业部的几家基金公司，规模都有了明显的增长，但随后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前述公募基金人士进一步表示，“例如：原来约定好的激励机制能否真正兑现？能不能做到真正放权，让基金经理拥有独立的自主权？以及股东层面的放权，等等。”

据了解，当公司平台吸引到越来越多的基金经理时，就需要考虑资源高效利用的问题。毕竟很多时候，基金经理看好的行业比较集中，容易造成资源的重复浪费。在能力圈范围内，基金经理的管理规模是有边界的。在追求资产管理规模的情况下，基金经理的数量只会越来越多，从而造成风格的重复，公司内部的协作也会面临一定的考验。

“目前，越来越多的公募基金选择建立多策略的小组，实现风格多样化，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如果是策略小组共享股票池，还有更上层的投资决策流程，特别是投委会在做大方向把握时，还可能会否决一些交易，等等。”前述沪上资深私募基金人士剖析道，“在目前基金销售过程中，基金公司还是更加注重明星基金经理的模式。更准确地说，这种是流量式投资，非常容易导致投资者买在高点。毕竟公募考核的是规模，而私募更注重产品业绩。”

“一个人就是一个事业部的模式，我们并不是特别认可。包括以前公募基金也搞过事业部，到后面基本上也有点被推翻了，可能也是重新在改变制度。所以我们还是更倾向于文化的融合。”上海一位公转私人士表示。

和海外机构相比，目前国内公私募基金的发展历史都还不算长，相应的平台型机构也并不多，仍处在摸索阶段。不过，随着居民加速拥抱权益资产，资管机构也迎来快速发展期，公转私队伍越来越大，不用耗费过多的精力管理、专心投研的平台型私募基金对投资经理有很大的吸引力。

“深圳有很多规模在二三十亿元的私募基金。这类基金的起步资金很多时候是老板的钱，之后想做成平台型，但始终没有做起来，原因就是找的人不行，还有就是机制不到位。”前述公募基金人士表示。

多位投资人士表示，对平台型基金而言，目前最主要问题是要找到价值观一致的人才，并保证投研团队稳定，才能形成投资合力。

公转私，到底是组建新公司还是直接加入平台型私募？这对奔向私募基金的人士都是一道必做的选择题。只是，在决定“奔私”时恐怕需要考虑几个问题：我要不要耗费心力去做公司的日常管理？我能不能找到互补的新搭档？我理想中的私募基金公司究竟应该是怎么样的？

案例一：高毅模式难复制

提起平台型私募基金，投资人士的脑海中首先浮现出的就是顶流私募基金公司高毅资产。投资人士普遍认为，高毅资产的模式很难复制，无论是在人才还是文化层面等都是如此。

高毅资产成立的初衷是想搭建一个平台，找到一批很牛的投资人，做成一个热爱投资的俱乐部，同时将中后台、市场营销、合规法务等基础设施共享，让大家把90%以上的时间专注于投资。

正如市场所看到的那样，高毅资产平台上汇聚的投资经理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投资风格，在其所擅长的领域已形成了一定的IP。来自公募基金、私募基金和民间、有着各自不同专业背景的投资经理，决定了公司能从更多视角看问题，进而构建出公司研究型机构的文化氛围。

与很多私募依靠创始人的个人能力不同，高毅资产是为一批优秀投资人提供并肩作战的平台，配备一流的投研支持、一流的品牌背书、稳定的资本募集以及完善的风控。高毅资产是想要将大平台的优势和私募的激励机制相结合。

自成立以来，高毅资产的激励机制一直都是市场关注的焦点。基金经理的跟投机制、产品命名机制、业绩提成机制、股权激励机制和奖金递延机制这五大机制，真正从制度上促使基金经理将客户资金当作是自己资金进行投资，也保证了投研团队的稳定性。

在高毅资产，投资人士看到了“和而不同”的文化。通过在投资时保持决策的独立性，大家共同研究、独立投资，同时，基金经理之间也有防火墙，别人买了什么互相不知道。

自2015年首只产品亮相以来，高毅资产的发展无疑是快速的。在外界人士的眼中，多元化风格聚集的高毅资产一直能让团队保持稳定，对管理能力的要求自然非常高。

高毅资产董事长邱国鹭此前在接受采访时曾对外表示，对知识分子最好的管理就是不管。基金经理投资做得很好，对企业如何有效运营管理肯定有深刻的认知。作为投资人，对如何管理的诉求是很相似的：有分歧的地方公开讨论，把共性的东西确定下来。

“换个角度看，他们都是我的老板。他们希望怎么去做，我顺着他们的意愿去做就好了。很多时候不是管理的问题，只要顺着规律做就可以了。”邱国鹭曾坦言。

“多元化风格并存的情况下，在任何市场形势下，总是有些基金经理能做出来，这样一来公司整体更加灵活，这是其优势所在。换句话，你很难用某一种风格对其进行整体的概括。比如，高毅现任的几位基金经理都是做基本面研究的，但是落到具体操作风格上差别却比较大，有的是深度价值风格，有的是价值加成长偏好。客户不是一看到这个平台就能选择到适合自己的产品，而是需要细看到每个基金经理。”前述大型私募基金公司人士进一步表示。

当然，平台型公司最大的好处就是基金经理可以专注于自己研究本身，不去管其他的一些事务性工作，让工作变得更加纯粹。

案例二：保银转型平台型

保银基金1999年成立于上海，后奔赴香港，且在2005年发行了第一只名为Pinpoint China Fund（PCF）的基金产品，并成为公司留存至今的旗舰产品。2015年，保银投资拿到国内私募基金管理人牌照，开始开拓国内市场。而在2014年，保银投资全面转型为平台型产品。

与高毅资产为基金经理搭建平台不同，保银基金在2014年放弃了之前的CIO模式（即单一的基金经理管理模式），转型为主打市场中性策略的产品。据了解，彼时作出转型决定是公司认识到了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趋势，以后纯靠β挣钱比较难，坚定了走获取α收益的投资思路。

打个比方，将一只基金产品比作大蛋糕。保银的做法是将这块蛋糕根据公司的规模、基金经理过往的业绩以及稳定性分成不同大小的形状，进而分配给相应的投资经理。

按照相应的机制，单个基金经理最初会用几百美金或者说几千美金试水，业绩优秀的基金经理会获得更多的资金进行管理。以目前保银投资旗下海外的PMSF这只美元基金为例，它就是一只平台型的对冲基金。PMSF单只产品上有二三十位行业基金经理，合计有上千只股票在上面做多空交易。

在这种模式下，平台型基金经理即行业型基金经理。通过在细分领域的研究深度，平台化运作使得基金经理能够将全部精力聚焦于其擅长行业的研究，进而在相应的行业寻找到α收益。平台基金经理拥有充分的自主管理权，每个基金经理独立作出组合投资决策，投资总监和首席经济学家为平台提供宏观及策略分析。

作为国内唯一采用平台型私募基金产品模式的公司，保银投资也涉及了激励、跟投等多个机制：首先是公式化的激励，每位平台基金经理可以根据自己管理的规模和业绩计算出自己当年的奖金收入，同时其管理规模也会根据业绩表现进行动态调整。其次是合伙人机制，对长期业绩优秀、对公司贡献突出的平台基金经理会被吸纳成为公司的合伙人，并享受公司的利润分红，从而确保了核心投研人员的稳定性。第三是清晰的人才晋升路径，充分激发研究员的主观能动性。最后是奖金跟投机制，每一位平台基金经理的年终奖金必须有一定比例跟投自己所管理的基金，确保平台基金经理利益与客户利益的高度一致。

“平台型私募基金模式在海外是一种比较领先的运作模式，海外知名私募对冲基金如Citadel、Millennium、Two Sigma等采用的都是平台化运作模式。国内的平台型私募基金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未来潜力巨大。”沪上某对冲基金人士表示，“偏市场中性策略的产品，其波动过滤了市场β，只赚α收益，波动性小、收益率稳定是产品的特性。而采取分包的模式，即使基金经理发生变动甚至业绩中途不好时，对产品的影响不会那么大。所有的基金经理都在朝赚取α收益的方向努力，从而解决基金经理的边界认知问题。”

深圳某私募对冲基金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坦言：“这种主打偏市场中性策略的产品，其收益率可能并不像权益类基金那样高且亮眼，适合那些只想要稳定收益、但是不会要求很高收益的客户。另外，保银投资采用的是股票多空对冲策略，公司的很多基金经理其实是从国外的投行或者海外的基金公司挖过来的，具有做空的思维。这和国内传统做多的思路不太一样。”

此外，一位私募基金公司后台人士指出，偏市场中性策略的产品，对中后台的要求非常高。它的IT系统、交易系统和外面都不太一样，很多时候都是自己搭建的，自己去开发相应的系统，难度还是有点大。随着产品规模的不断扩大，很可能还会引入新的投资经理，这对系统的要求都非常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