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投资机构激励与容错机制建设取得一定进展，但任重而道远

5月12日，LP智库、中国创投委在京举办“第三届国有创投机构和政府引导基金激励与容错机制”研讨会。线下+线上共计80余家全国各地国有投资机构参加本次研讨会。从109家国有投资机构调研反馈来看，国有投资机构激励与容错机制在过去3年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比较缓慢，任重而道远。

中国投资协会副会长、中国创投委会长沈志群会长在致辞中表示，今天的研讨会是我们连续第三次以国有投资机构为主题召开的研讨会，也是第三次发布相关的调研报告。我们之所以高度关注国有投资机构的问题，主要出于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国有投资机构已经成为我国股权投资多元化主体的主力军。我国的股权投资行业主要包括创业投资、创业投资和并购投资三种投资方式，三类投资管理机构。国有投资机构，主要包括国有创投基金、政府产业投资基金、各级政府引导基金管理机构，以及非基金形式的国有投资机构。我们这次问卷调查的近110家投资机构，上述四类机构占了近90%，基本上反映了我国股权投资行业出资主体和管理主体的总体情况。根据各类中介机构的统计，这几年有国资背景的股权创投基金占新募资基金规模70%以上，成为行业管理资产总规模名副其实的半壁江山。仅看目前全国各级政府设立的各类创业投资、产业投资、天使投资引导基金热度不减。

在近几年股权投资行业在募资日趋艰难的形势下，不断扩大的各级政府引导基金发挥了推动股权投资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成为股权投资基金主要的机构LP。回顾我国近30年创业投资发展历程，从创建之初外资创投基金占很大比重，随着本土创投基金的发展，由于出资主体以高净值自然人为主，民营创投基金规模不断扩大，近十年来，各级政府引导基金迅速增长，央企和地方国企强化资本运作，机构投资人队伍不断壮大，国有投资主体逐步成为我国股权投资行业的主力军，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股权投资主体结构。这一主体结构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不可能有大的改变。一方面，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国有资产将在股权投资领域担当重任；另一方面，我们虽然一再强调坚持“两个不动摇”，但是受国际国内大环境影响，外资创投进入中国受到很大限制，民营资本短期内大规模增长也非常困难。因此，高度关注、充分发挥国有投资机构的主力军作用，别无选择，势在必行。

中国创投委会长沈志群

第二，国有投资机构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是决定我国股权投资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最近我提出实现股权投资高质量发展的任务就是从主要追求股权投资增长的速度、数量和规模向重点关注股权投资发展的结构、质量和效益转变。
具体来说，可以概括为实现八个目标：一是股权投资作为赋能新经济重要资本力量的战略投资定位得到政府、企业、市场的广泛认知并最终确立；二是各类长期资本成为股权投资的主要资金供给来源和出资主体；三是一支高素质复合型专业化的股权投资管理人才队伍初具规模；四是股权投资管理机构通过市场化方式完成优胜劣汰、兼并重组任务；五是“投早投小投创新投科技”的创业投资比重，存量资产重组整合优化的并购投资比重显著上升，股权投资结构不断优化；六是股权投资行业研究水平显著提高；七是国家引导、扶持、促进股权投资、创业投资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体系落到实处，政策效应充分显现；八是符合股权投资特点和规律的行业管理体制，行业自律组织和信用体系建立健全，行业立法基本完成并不断完善和优化。

逐步完成和实现我国股权投资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是国有投资机构义不容辞的责任，国有投资机构也最具备条件率先垂范，带头推动，探索实践，作出标杆。从一定意义上说，只有国有投资机构对股权投资的定位确立了，长期资本到位了，体制机制理顺了，政策法规落实了，人才队伍壮大了，国有投资机构自身的发展质量和效益才能不断提高，成为带动股权投资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才能走出一条与西方私人资本发达国家和地区不同的中国特色股权投资高质量发展新路。这也是我们高度关注并寄希望于国有投资机构的重要原因。

第三，国有投资机构多年来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体制机制问题，虽然在形式上有所改变，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首先是在认识上的偏差。先说政府引导基金，顾名思义，就是坚持政府引导而不主导，引导社会资金民间资本扩大股权投资规模，引导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行业重点方向，引导投资更多“投早期项目投初创企业”；坚持政府基金由企业运作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不搞所谓“政府一票否决”。只要是真正做到了”两个坚持，三个引导”的政府引导基金，就是一支优秀的引导基金。设立政府引导基金本身不是为了政府通过参与股权投资“盈利”，政府引导基金不与其他投资主体争利，反而可以让利。许多坚持政府引导基金正确方向的地方，引入了基金，落地了企业，优化了产业，通过新增企业的税收而增加了财政收入。而近来流行的所谓“股权财政”概念，提出各地政府通过设立政府引导基金增加财政收入，为土地财政走弱趋势下寻找新的财源。这一主张值得商榷，如果按照这一主张去建立引导基金考核制度，可能带来的后果值得深思。

再说国有企业，目前全国国有企业（央企和省、市属国企）总资产三百多万亿元，净资产近90万亿元，国有金融企业总资产350多万亿元，净资产25万亿元。两类国企净资产超过110万亿元。这样庞大的国有资产参与股权投资仍然有一系列制度障碍，例如，对投资方向只能是主业相关的限制，对投资管理人的多部门多头管理检查制度，7年前国务院“创投国十条”和之后相关文件对国有创投提出的各项改革措施缺乏制度性安排，等等。
当务之急是尽快完善优化符合股权投资市场规律考核制度，激励机制和容错（免责）机制，解除对国有资本进入股权投资行业的各种限制，国有企业完全可以成为优秀的机构LP领头人和优秀的基金管理人。

LP智库创始人国立波在发言中表示，无论从中基协年度数据，还是LP智库统计的数据来看，国有投资机构在国内VC/PE生态圈中的地位和作用，近年来在不断提升。目前国有投资机构管理人数量仅为民营管理人数量不到20%，而管理规模已经旗鼓相当。相比民营机构，国有基金管理人数量相比较少，但管理规模较大，单个国有基金管理人平均管理规模是民营的4倍以上。在投资资金上更具优势，在基金治理上更加规范。

LP智库统计的807家有子基金出资的政府引导基金，在LP中占比2022年底已经达到33%，这还不包括各类国资企业和国有金融机构，国资作为LP出资加起来也占到整个行业的半壁江山。

应该说中国的VC/PE行业已经形成了民营与国有，双轮驱动的发展格局。国有投资机构在支持创新创业，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发挥了愈发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也看到，如果没有国有投资机构，和政府引导基金的托底，过去几年资管新规叠加新冠疫情，将会导致中国的VC、PE行业产生断崖式下跌。

LP智库创始人国立波

国有投资机构无论作为GP还是LP，在VC、PE行业中有这么大的作用和影响力是中国特色和优势，是世界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也是我们国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具体写照。那么如何更好地发挥国有投资机构在创新、创业和创新驱动中的作用，不断创新和优化国有投资机构的更项机制、制度，对于我们国家未来十年的面对国际竞争和创新驱动发展至关重要。

而根据我们连续3年的调研结果，国有投资机构普遍缺乏科学、合理和可操作的，反应基金特点的激励机制与容错机制，成为制约国有创投、政府引导基金持续健康发展，吸引和留住优秀让人才，束缚投资机构投早投小投科技、开展从0到1的原始创新和颠覆式创新的主要障碍。
虽然今年统计数据来看，56%建立了激励机制，比2020年提升了12%个百分点，但即使建立了激励机制，可操作性方面还存在比较大的痛点。一会庆锋会给大家分享详细的调研数据。

这里重点提一下，今年火起来的chatgpt,aigc赛道，美元基金将AIGC当作下一个超越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投资机会。OpenAI这种通用型AI底层技术，能纵横贯彻到所有数字领域的底层技术，让美元基金投资人看到了全所未有的应用场景和投资机遇。

我们观察到，在国内开展相关领域投资的还是以美元基金为主，人民币基金雷声大雨点小，看得多，投的少。当然，ChatGPT火得太快，让很多人民币基金猝不及防，还没有做好相关的准备。另外一方面，相关企业的估值快速上涨也使得很多人民币基金难以出手。

人民币基金无法像美元基金那样大举进入AIGC领域，难以进行颠覆式创新方面发挥核心作用，本质上还是与人民币基金自身一直存在的痛点和短板高度相关。

我认为最大的痛点和难点就两个，一个是长期、耐心的资产配置型LP匮乏，导致人民币基金目的并不单纯，既要又有还要；而第二个痛点和难点，就和我们的今天研讨的主题高度相关。

国有投资机构激励与容错机制缺失或者不足，导致人民币基金投资人对早期阶段的AIGC/ChatGTP类项目动力不强或心有余而力不足。人民币基金，是否会像过去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基于因为以上原因，集体缺位AIGC赛道早期起步阶段的红利？集体痛失AIGC未来的龙头企业？值得各界认真反思、总结经验和教训。

4月底，在LP智库与21世纪经济报道联合举办保险资金股权投资机遇与挑战研讨会上，全国社保基金原副理事长王忠民在主题分享时，就谈到，“当前，国资管理机构在股权投资时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激励与约束机制的不对称。如果哪家国资机构能够率先做出变革，它未来将会发展得更好一些“。
他认为国资、引导基金存在“既要、又要、还要”，同时，又存在“既管、又管、还管”，既管资本结构，又管收益分配，还管项目的瑕疵和纠错。约束机制越来越严。对国资管理机构来说，如果直投了100个项目，其中99个都成功了，但是有一个项目投资失败了，就需要为此承担责任。哪怕不是投资失败，而是项目稍微有点财务记录的瑕疵，国资管理机构都需要承担责任。这导致国资管理机构在做股权投资时，容易出现风险厌恶行为。但其实股权投资基金是分散投资的策略，用成功项目获得的收益覆盖失败项目带来的损失，单个项目的投资失败是可以包容的。建立对等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能够有效控制GP可能发生的管理风险的同时，满足基金的收益需求，带来稳定的资金回报。

我们期望，有关主管部门、投资机构一起，集思广益，总结经验与教训，找到破解的最佳实践、顶层设计和可操作机制。

回顾过去几年的报告，LP智库认为，当下国有投资机构在激励与容错机制上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以下几点：

1、国有行政体制与市场化激励机制之间的矛盾
2、国资监管体系与市场化容错机制之间的矛盾
3、相关政策从顶层设计到具体执行层面的传递问题
4、不同主管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问题
5、缺乏专业化第三方机构的支持

LP智库建议：
1、加快完善国有投资机构激励与容错机制的政策体系设计；
2、推动符合条件的国有投资机构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
3、建立和完善主管部门和监管部门共同参与的协调与沟通机制；
4、建立科学、可持续的政府引导基金绩效激励体系；
5、建立以尽职免责为中心，与基金投资阶段和投资目的相适应的多元化容错机制。

这些机制和体制的建立，是国有投资机构进行中国未来颠覆式创新的制度保障。本次研讨会是我们组织各类国有投资机构针对激励与容错机制举办的国内第三次，小型、高端研讨会。我们期待通过我们的研讨与交流，能够为推动相关机制和制度的建设，发挥更加积极作用。

研讨会上，创投委副会长刘庆锋对“2022国有创投机构和政府引导基金激励与容错机制”数据成果进行了解读。

中国创投委副会长刘庆峰

在109家参与本年度调研的国有投资机构中，56%建立了激励机制，较2020年增长近12.5%。在对现有激励机制评价方面，受访机构表示有相对市场化的激励机制，比较满意,仅占11.64%；61.47%受访机构建立了容错机制，容错机制建设较2020年增长9个百分点。在创投委、LP智库等多方呼吁下，激励机制的建设取得一定成效，但进展缓慢，但任重而道远。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邹菁律师对《中央企业基金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中关于央企开展基金业务在募投管退各环节的基本要求、内部控制机制、考核评价与激励制度、监督机制等内容做了详细解读。

国浩（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邹菁

研讨会上，来自北京市政府引导基金、中石化资本、国新基金、中国互联网基金、中关村协同创新基金、无锡创新投资集团、中能融合、黑龙江辰能、沈阳恒信安泰等20余家政府引导基金出资人或管理人代表、国有创投机构代表分别介绍了本单位激励与容错机制的设立情况、主要经验和存在问题，并提出了富有启发性、建设性的思路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