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PE退出风向标：科创板、创业板成主阵地

随着国务院《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的正式颁布，中国创投行业进入存量出清、优胜劣汰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在新阶段，“募投管退”基金全生命周期中，“退出”成为各类LP衡量创投机构最重要的业绩指标。

随着行业加速进入存量优化、优胜劣汰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募资难的大环境下，为LP创造真金白银的现金回报成为判断VC/PE机构投资业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风向标。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7月29日在杭州举办的“以退为进——中国创投高质量发展大会暨第二届人民币基金退出高峰论坛”（以下简称“论坛”）上了解到，2022年PE/VC在科创板在减持退出金额上首次超过主板，成为人民币基金A股退出最活跃的板块。

根据中基协数据，在各类退出渠道中，IPO退出创造收益倍数最高，通过IPO退出项目的数量和金额几乎决定了一只基金最终回报倍数的六至七成。

不仅如此，对于VC/PE机构来说，项目IPO上市只是第一步，只有少量上市公司能为VC/PE带来超额回报。这意味着，上市的数量不是关键，质量才是关键。此外，如何选择合适的价格与时点退出也同样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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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板、创业板成人民币基金退出主阵地

IPO实际退出的真金白银决定了VC/PE基金的最终回报水平。

LP智库在论坛现场发布的《2022年VC/PEA股退出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显示，2022年全年，在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VC/PE机构的实际退出中，共有464家VC/PE机构的3293次减持操作符合标准，被纳入统计。其中，机构数量相比2021年，同比减少14.6%，操作次数则同比减少17.7%。涉及减持总额共计1393.9亿元，同比减少30.7%。

从三年累计退出数据来看，VC/PE近三年累计减持4879.9亿元，其中，主板三年累计减持退出金额1683.8亿元(34.5%)，创业板1383.6亿元(28.4%)，科创板1188.8亿元(24.4%)，中小板607.1亿元(12.4%)，北交所16.6亿元(0.34%)。

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科创板在减持退出金额上首次超过主板，成为人民币基金A股退出最活跃的板块。

从整体态势上看，科创板累计减持金额、平均单笔减持规模均超过主板，位居各大板块之首。创业板在减持笔数、被减持公司数量居于首位，其累计减持金额仅次于科创板位居第二。

梳理具体数据则可发现，2022年VC/PE全部减持退出金额中，科创板减持金额最高，达到509.5亿元，占比36.6%;创业板减持金额383.8亿元，占比27.5%；主板减持金额269.3亿元，占比19.3%;中小板减持退出金额226.4亿元，占比16.2%。

那么，从上市公司到VC/PE，到底给LP创造了多少真金白银?

根据《白皮书》数据，在2020-2022年三年中，905家VC/PE机构累计减持1078家A股上市公司，三年减持退出金额TOP100机构累计减持3125.2亿元，占三年总减持金额的64.0%，其中，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位列PE榜首，君联资本位列VC榜首。

创造现金回报TOP100的上市公司累计为投资人带来了近六成的现金回报，三年中累计为投资人创造现金流最多的上市公司分别为康龙化成(SZ.300759)、深信服(SZ.300454)、明阳智能(SH.60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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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路多元化退出方式

经济下行周期下，VC/PE行业在退出端和募资端两端受压。投资机构只有退得好，才能募得好，使得基金全生命周期进入良性循环。

在各类退出渠道中，IPO退出创造收益倍数最高，通过IPO退出项目的数量和金额几乎决定了一只基金最终回报倍数的六至七成。也要了解到的是，尽管IPO退出收益倍数高，但实际通过IPO退出的项目数量少之又少。根据中基协数据，能公开市场退出仅占17.43%。且该比例在近三年几乎保持不变。

面对市场挑战重重，近年人民币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纷纷加强退出的主动性管理、探索多渠道退出，其中并购和S交易退出被市场寄予厚望。

也要注意到的是，当前人民币基金退出面临的难题，主要有完成清算的人民币基金不到两成，“投早、投小、投科技”背景下退出周期更长，回购条款实际执行难度大，其他退出渠道包括PE二级市场及并购市场在国内依然受阻等等。

从S基金市场发展的角度，近年引导基金和国资LP持续推进主动退出策略的大背景下，2014-2016年成立的基金将在未来两三年中面临退出，为市场提供大量份额交易和重组项目的投资机会。

LP智库创始人国立波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人民币基金市场相对美元基金市场的一大独特性是国资在GP端和LP端的高占比。国资在GP端和LP端的占比不断提升，意味着S交易需要作出更多举措来满足引导基金和国资LP的诉求。

具体来说，国资普遍存在既要、又要还要的特点。在退出上这意味着，首先，国资除了要求满足实质性的退出，也要满足形式上的退出。以及，国有资产的转让、估值、定价在实操上面临更多的限制条件和束缚。

而在并购方面，人民币并购基金及并购市场还未真正发展起来，缺少理性、公允的价值发现机制，并购受到政策限制、职业经理人缺失等多重因素的制约。

中国投资协会副会长、创投委会长沈志群在论坛上分析了政府在创投高质量发展中能够发挥的重要作用。

“从解决创投退出难题入手，有利于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他认为，无论是拓宽创投退出渠道，还是完善创投退出方式，如政府引导基金和国有创投资本的退出办法，股权份额转让交易规则，创投基金投资持有期和上市后股权减持期“反向挂钩”，基金投资者特别是个人有限合伙人退出收益的税收税率，都涉及相关制度安排、政策设计和法律规范，必须预先妥善解决。

在他看来，我国近年在加快建立股权份额转让交易市场和发展股权二级市场基金（S基金）、大力发展并购投资行业、开展实物分配股权试点等方面开始起步但进展缓慢，尤其是并购投资非常滞后，应该成为解决创投基金退出难题重点的主攻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