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亿资本背后：财政为何频频出手？

“失去财政的助力，市场化母基金的运维管理将会变得越来越难。”这是来自母基金从业者木子（化名）的深切体会，他曾经历过由险资、券商等发募市场化母基金的高光期，但他明确表示，全民PE的时代早已过去，创投行业早已陷入“沉默的螺旋”。

“一方面，民间资金面紧张、科技创新需要大量资金推动，母基金特别是市场化母基金在功能定位上契合；但另一方面，投资回报周期长，直投份额受限，LP投资意愿又与基金管理人的想法产生背离。”木子直言，即便少有市场化母基金招揽募资小有成效，但后续“Call款难”已不是新闻，因此行业内部逐渐对市场化母基金的运作失去耐心。

最新公开资料显示，据金融小镇网了解，截至2020年底，中国母基金计划管理总规模34589亿元。其中，市场化母基金仅占到20%份额，约7208亿元；而政府引导基金占近80%的份额，已经逼近2.74亿元。

尽管在2020年，财政部曾给予行业一盆冷水——“7号文件”剑指财政投资绩效考核，这让当时的政府引导基金，尤其是“国家队”基金新发募集受限，上游资金阀门收紧之后，行业普遍担忧母基金行业规模将继续萎缩下去。

不过，财政部希望资金使用更有效率并控制风险，但地方政府发展区域经济需求迫切。木子坦言，地方性的政府引导基金还是没有受到太多限制，“而且说实话，设立母基金是他们作为招商引资的重要手段”。

尽管如此，在过去一到两年内，地方政府依然少见大额引导基金频发的现象，不过从今年开始情况瞬间被扭转。今年前三个月，浙江、福建、湖北、广东多省立项省一级财政预算，要求大力覆盖创新产业集群发展，注重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融资模式，撬动社会资本参与配置。

据不完全统计，去年已有京津冀、山西、河南、山东、安徽、湖北、江苏、福建、广东、浙江等多地的百亿母基金相继诞生。今年以来，全国又至少有15家百亿母基金设立。从泉州交通发展产业母基金、上海百亿引导基金，到西安市创新投资基金、成渝双城基金正式运营，再到福建省海洋经济产业投资基金……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不少省市纷纷入局。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新发政府引导基金中，财政已不再孤军奋战，反而是企业资本特别是国企、央企活跃。仅在3月间，陆续已有中信集团与杭州市联合设立50亿科创母基金；建信信托、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与南京建邺区人民政府设立南京建邺建信立邺产业投资基金，总规模20亿元，首期10亿元。

据金融小镇网了解，总体来看，从新发母基金的频率而言，以江苏、浙江、武汉等“新一线城市”聚集的华东及华中地区最突出，属地新兴产业发展以及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需求也相对迫切。反观风投资源储备较深的广东，今年以来新发数量则有所不及，但在政府引导基金对接子基金出资比例上全国领先。

以深圳为例，政府引导基金出资比例有的高达70%，且在发挥政府投资杠杆作用组建早期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时承担子基金在单个项目上40%的投资风险，相比大多数政府引导基金强调优先受益以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思路显得更魄力十足。

另外，从北京元宇宙产业基金及其他碳中和产业基金不难看出，随着新兴产业的推陈出新，财政也通过金融手段与时俱进。

涌动的资本背后，百亿母基金爆发的背后，财政为何频频出手？国企、央企为何在其中屡现锋芒？“政府与企业共同铺开的产业基金网，带动资本合理流动与投资生态圈的完善。”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区域与企业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丁力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国有资本已经探索从金融资本市场层面为城市的产业转型升级献策。

“究其根本，地方政府对财政运行的底层逻辑或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在丁力看来，相较传统的土地财政政策，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探索“城市投行”的新路子。“一方面，可以减轻政府此前严重依赖土地财政下的偿债压力；另一方面，国企央企出资后也背靠地方政府在相关产业发展中深度融合，提高投资和办事效率。”

至少从互惠互利的角度来看，政企合作组建引导基金参与实体经济，是目前市场经济背景下拓宽资金来源渠道、支持多元主体参与建设、发挥政府资金对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的一记“抓手”。

来源：招商引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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